在古代，平民想要当官，那可比登天还难，唯一的正经途径就是科举。许多读书人为了金榜题名，头悬梁，锥刺股，可谓是苦行僧一般的生活。但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意志和决心。与此相对的，则是朝廷偶尔出现的国库亏空，这就像是一个无底洞，永远填不满。为了弥补亏损，有时候朝廷会拿出部分官职来售卖，有钱的人可以买，这样就形成了捐官制度。
捐官，这种奇特的现象始于汉朝，但它真正达到巅峰却是在清朝时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个朝代能像清朝这般繁荣。在这个时期，民间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买官热，大量的人们怀揣着银子，急切地想要通过金钱换取官职。?
因此还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朝廷都支持，下面的官员自然是上行下效的。
可谓是腐败到了极致，千里做官只为财，人家买官的人都是一群唯利是图的商人，因此当官了那肯定要捞一笔啊，最终还是把所有苦难加到百姓的身上。
清政府对捐官的数量也是越放越多，最多的时候朝廷约有60%的人都是买的官。那么，在清朝买个知府，到底需要多少银子呢？说出来你别不信。
与其他朝代相比，清朝的捐官现象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甚至连朝廷也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并专门制定出一套完整且系统的官职价格表来规范这种行为。尽管每个朝代都会对官职价格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但总体来说，这些价格的波动幅度相对较小。
在乾隆三十九年的时候，想要买个知府这个官职，需要花费一万三千三百两白银。按照现在的汇率来计算的话，大概相当于二百七十万左右的人民币。不过这只是一个大致的估计，实际上各个朝代对于官职的定价可能会有所不同。因此，如果我们要更准确地估算在清朝时期购买一个四品知府所需的费用，可以考虑一下当时的市场行情和物价水平。根据历史资料显示，在清朝时期，购买一个四品知府的官职大约需要花费一万一千两白银至一万五千两白银不等。如果将这些金额转换为现代货币单位，那么大致相当于二百五十万至三百万之间的人民币。当然，这里所说的价格仅供参考，实际情况可能因时间、地点以及其他因素而有所差异。
两三百万的价格放在现代，那可是一笔巨款！对于一个工薪阶层的家庭来说，可能需要一辈子才能攒够。而对于清代人来说，这个价格同样不便宜。在那个时代，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几两银子就可以过一年。所以，能拿出这么多钱来买官的人，肯定是非富即贵的。而且，这些人大多都是商人，他们有钱但没有地位，所以想要通过买官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
在封建社会，官员是社会地位最高、最受尊敬的职业之一，而商人则被视为低下的阶层，受到歧视和限制。尽管商人可能拥有巨额财富，但他们缺乏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无法与官员相提并论。因此，许多商人都希望通过科举考试或其他途径进入官场，以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
然而，由于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和科举制度的限制，商人想要成为官员并不容易。科举考试是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但它只面向士人和文人，商人往往因为身份问题而无法参加。此外，即使商人能够参加科举考试，他们也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很难脱颖而出。
除了科举考试外，商人还可以通过捐纳等方式进入官场，但这种方式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而且所得到的官职通常较低，难以获得真正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因此，对于大多数商人来说，仕途之路仍然充满了艰辛和困难。
尽管如此，商人并没有放弃追求仕途的梦想。他们认为，只有通过仕途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实现家族的繁荣和发展。因此，他们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培养子女，希望他们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实现自己的愿望。同时，商人也积极参与地方事务，通过捐赠和慈善活动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声誉，争取更多的机会和支持。
能花钱实现的对于李林杨来说都不是什么大事，自然也是花了两万两银子购买了大定府知府的位置，倒不是李林扬想做官不能免俗，实在是想发展自己的势力要名正言顺吧，也不想受本地官府的掣肘，自然也只能走买官这一条路了。
上面的官老爷们一听居然有人愿意花两万两银子购买大定府知府的位置，那肯定是抓紧办啊，这种傻佬帽，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见到的。
不到一个月，消息便传回来了——已经被批准了！这速度实在是快得惊人啊！不过仔细想想也是，这里可是大定府，不仅贫穷，还地处偏僻，就算当上了官，想要从老百姓身上搜刮点油水都难如登天，根本回不了本儿。哪像江南那些富庶之地，随便伸手一捞，本钱就回来了。所以说，投资也要看地方，大家都喜欢挑有潜力的股票，谁会去碰垃圾股呢？
拿到官身的李林扬自然也是得拜见直接上级黔省巡抚庞鸿书，这厮也算一个从小接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好官，对小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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