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三更都有学生去敲他的门寻求避孕套。”然后莱顿还讲了一个在船上学生中流传的笑话。
白天的时间大部分用来读书学习，业余时间里学生们的活动中，最通常的几种就是泡酒吧、游泳、晒日光浴，或是到健身房去举杠铃、蹬脚踏车，再就是绕着甲板跑步。麦琪正在读博士学位的第二年，按照导师开的书单带了一箱子的书，所以白天也和学生们一样读书学习。晚上有时去设在船舱底层的“电影放映厅”看电影，或是看从船上的图书馆借来的录像带，再就是找林教授闲坐聊天。麦琪绝对不会去健身房，更不会像美人鱼一样穿着三点式泳衣在池水中凑热闹，实在没事干的话，就看小说、写信、记日记，或者到大客厅在那架钢琴上“乱弹琴”。弹的当然都是些中国歌曲，像“洪湖水浪打浪”啦，“松花江上”啦，“渔光曲”啦，自娱自乐也很能消磨时间。麦琪自己反正是闲解闷儿的，来往的美国人听不出门道来，大概真的以为麦琪是在乱弹琴，但出于礼貌也没有人对麦琪这“阳春白雪”表示过不满。不过有一次麦琪的“高山流水”还真的招引过一位“知音”。那天麦琪正在弹“满江红”，一位台湾服侍生突然出现在大厅门口，大张着眼盯着麦琪看。这位先生姓陈，有四十多岁，是负责麦琪他们这一片房间的清洁工作的。麦琪以为他有什么事，便停下来问他，他很激动地说：“你，你也会唱‘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这首岳飞填词的歌麦琪在上小学时从老妈那里学来的，当然会唱。麦琪继续弹下去，陈先生等到曲终才满意地离去。他知道麦琪来自大陆，以前见面只不过点点头而已，自打分享了那曲“满江红”后，他的话也多了起来。他跟随“海上学府”来回已经走过好几个来回了，对各种情况比较了解，每到一个停靠之地，他都会关照麦琪一些注意事项，成了麦琪的“活指南”。
日游京都
从温哥华到第一站日本走了14天，天昏昏海茫茫，虽然也就只有两个星期，可天天看海也真感到腻得快受不了了。靠近日本时先收入眼睑的是一些光秃秃的貌似坟头的小岛屿，看把船上的人给乐的，像落水人见了救生圈一样欣喜若狂，举着相机猛照，浪费了不少胶卷（那时数码相机还没有出世）。
航船按照预定的时间在9月28日下午4点抵达日本神户，在那里停靠四天。船刚停稳，憋了十几天没沾地气的人们迫不及待地涌到出口处排起了长队，等着上岸、换钱。方慈和麦琪还有林教授头天没去排队，一直等到大批人马走得差不多了，在第二天早上才悠哉悠哉地一起下得船来。与他们同行的还有从前苏联请来“海上学府”教环境学的尤金教授，四个人一起到火车站买了去京都的慢车票，一张票合60多美元。从神户到京都要走1小时20分钟，而且慢车站站都停。虽然是早晨，车上乘客并不多，林教授会说几句日本话，和坐在旁边的一位绅士模样的人攀谈起来，得知他也是去京都的。中途经过横滨时停车4分钟，麦琪他们下到站台上东张西望，那位绅士也走下来，告诉林教授，说在这里可以换乘快车，站台对面停着的那趟就是。麦琪他们四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觉得这么做是不是合法呀？绅士见他们没反应，便朝他们晃了晃手中的票，大模大样地跨上了对面的快车。林教授身不由己地跟着他也跑进了车厢，回头见麦琪他们三个还站在原地未动，又赶紧跑下来，四人呆若木鸡地目送弹头快车呼啸而去，然后心安理得地回到慢车上继续往前晃。
到了京都，林教授一马当先，领着众人看见神社就朝拜，见了神像就烧香。她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在美国生活了四五十年，仍不忘记东方的菩萨。麦琪跟着她转了一个庙，照了几张照片，见她还要再找神社，就悄悄把方慈拉到一边说：“日本的庙和中国的庙大同小异，你要是想看以后到中国再看也不迟，这好不容易到了日本，不看别的光看庙，有什么意思？”于是方慈向林教授建议说：“咱们最好分头行动，个人按自己的路线走，回神户的时间也自便吧。”四个人这才兵分三路，挥手告别。
麦琪和方慈先去看了有名的金都，也不过就是个金黄色的阁楼而已。麦琪用出游之前特地新买的索尼相机拍了不少照片，第一次用没经验，后来发现胶卷没有装上，结果一张也没照上，以至于在麦琪的像集里就少了京都的记录。然后在街上闲逛，观察社会景象，看景色也看行人。东京街道窄小，车辆又多，拥挤不堪，使麦琪想到了上海，只是这里的行人要少得多，更没有车水马龙的自行车。日本是小车多、摩托多，总的印象就是这样。街上的路牌上有不少写的是汉字，但一个字也念不上来，这时才发觉和林教授在一起的好处。麦琪上前用英语去问路，人家用日语来回答，再接着用英语问，人家一脸的狐疑，口气也变得不耐烦起来，显然是把麦琪当成他们自己的同胞了。麦琪也无法解释，满街连一个能讲或愿讲英语的人都找不到，这和在中国的情况可大不一样哦，只好放弃。
在京都只买了一盒巧克力和几张明信片，其余的钱都送给铁路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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